Source: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6/02/02/the-quiet-house-fiction-tessa-hadley
Rating: Mature
Author: Tessa Hadley
Illustrator: Martha Verschaffel
Translator: Dorothy Yuan
Proofreader: Carol Jin & Momo Xu
杰拉尔丁从纷繁的梦境中醒来，步入了老年生活的安澜与浅滩。她的阁楼卧室里有两扇天窗，睁开眼睛便看见云朵飘过那淡色的天空，缓慢而庄严；玻璃窗外，海鸥飞行时犀利的腹部剪影无声地定格片刻。她独自待在这绝对安静的房子里——她已经习惯这样了，而且在漫长的婚姻生活结束后，她常常感觉这是种自由。但是，在她的梦里，她又被猛地推进了一片乌合之中——嘈杂的人群、孩子、动荡、长途火车之旅、交谈、欢愉、勉力社交。她梦到马提·希曼斯基踏着自行车来拜访她，仍然年轻，那头卷卷的棕发以及浓密的胡须虽然现在不那么迷人，但至少曾为他添过魅力。她在梦里也知道其实现实中马提已然长逝—他死于不惑之年，那时他的多数头发都已脱落—但她不确定他此时是否知道这件事，而这使得他们的会面格外庄严而沉痛。他顺路去了一栋房子，想必是她家，意图向她展示他所写的小说，那是一沓印在薄纸上的复写件。她正试图把这本小说放进马尼拉制文件夹，但纸页不断掉落弄乱，她无法将它们拢在一起。就她所知，除了尚未完成的关于哈代笔下悲剧英雄的毕业论文外，现实中马提从未写过一本小说或任何类似的东西。(译者注：托马斯·哈代，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
马提高大结实，面容坑坑洼洼，却带着一种笨拙而迷人的羞怯——那透着腼腆的、长长的睫毛，那甜甜的、转瞬即逝的咧嘴一笑，那略显迟钝的幽默感；他富有主见、不拘一格、汲汲以求，身上透着一股狂热的劲头。他还是个波兰人，至少他的父母是。他们是在51年离开的，那时马提还只是个婴儿，所以他对那个地方毫无记忆。不过，他身上沾了几分波兰的浪漫气息，让他看起来像是用比旁人更大的尺寸裁剪而成。他父亲战前曾是共产党员，后来转而反对它，因为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它还狭隘又乏味。因此，马提在一段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那时这种思想在他的一些同学眼中仍有许多魅力，即使他们对苏联体制并不算狂热。他对他们那种急于通过革命扫除西方腐朽堕落的热情保持着谨慎。他的世界观似乎比他们的更宏大、更宽阔，这也是他在大学里始终有些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他对这个地方嗤之以鼻，厌倦它的沉闷闭塞，却又自得其乐地在这里安顿下来。他颇为擅长保持快乐，他那旺盛的欲求反倒衬得其他学生的叛逆幼稚而浅薄。他们有太多东西可以向马提学习了。
杰拉尔丁打电话给简，告诉了她这个梦。两人都已七十多岁，在布里斯托住得只隔几条街——成年之后，杰拉尔丁大半岁月都在此度过——并且她们经常聊天、串门。简退休后，为了把钱留给孩子们，她和丈夫卖掉了伦敦的房子，而搬到布里斯托和搬到其他地方也差不多，算是个合理的选择。
“他的小说写得好吗？”简问。
“我也不知道。你在梦里没法读书，肯定也没法做评判。我的意思是，那时候你基本上是无意识的……”
“我老是在梦里读东西，还觉得它们都是垃圾。”
“我当时光顾着手忙脚乱翻那些纸页了，想把小说塞回文件夹里。而且我对那本小说其实也没那么感兴趣。整个相遇都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多年了，又能和马提在一起，我实在激动得不行。我其实早就忘了他了，然后他突然就回来了，好像从未离开过。他身上散发着那种生命的热度——那令人沉醉。”
“你说的是那个马提·希曼斯基？那个搞砸了一切、一事无成的马提？”
“但那可不是他后来变成的那个人。那是那个在从前那些日子里我们爱过的人，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她们很久没谈起过马提了，大概有许多年了，甚至也很少想起他；此刻简仿佛在疏远那些她们关于他的共同回忆。最近，她开始毫无愧色地否认一些她们俩都心知肚明是真实的过往。这不是因为衰老；杰拉尔丁知道，简对当年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一清二楚的——至少，在穿透那段晦暗不明的往事时，她与所有人一样清醒。杰拉尔丁想，这更像是简用来自我消遣的一个游戏，因为她现在退休了，过着无聊的生活。毫无疑问，简觉得，能摆脱一部分你曾经有过、做过、相信过的东西是变老带来的便利之一。她会坦诚地凝视着杰拉尔丁，用眼神挑战她，那双蓝色大眼睛依然又大又直率：简那面无表情的凝视真是有些好笑。在佛罗伦萨山上跟那些波斯人搞的那场派对上，什么也没发生。我压根儿不记得有什么派对。
简·罗琳斯，出生于（原文法语née）皮戈特，端庄健美，骨架宽大，有一张宽厚、和善、健康的脸，与一大把别在脑后的灰白色头发；虽然她母亲是学校的食堂阿姨，父亲是煤矿地的电工，但她看上去颇有贵族气质，这在大学时很有用。她的高傲与柔和的德比郡口音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刺激。简和杰拉尔丁大学毕业后一起在欧洲游荡了一阵子，睡沙滩或是住修道院旅社，享受其他不同的生活形态；看艺术品，认识到她们被养大的那种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活法；第一次喝到真正的咖啡，觉得一切皆有可能。那时候的简，人瘦腿长，戏谑而无畏，带着和现在一样探询而坦率的目光，剪着一头稻草般金黄色的短发。杰拉尔丁的父母都是学校老师，她更矮小、更丰满，不那么像典型的英国人，更多几分讥诮。在那时的照片中——只有两三张，是过去意外保留下来的——她们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桑丘的眼睛黑得像深渊，涂着厚厚一层睫毛膏和眼影粉。她们曾在尼斯附近生活过几个月，跟两个贩毒、在偷来的旅行支票上伪造签名的男人一起住在一辆大篷车里。后来她们回到了英国，并都结了婚。简加入了政府部门，最终在内阁办公室担任了高级职务。杰拉尔丁的职业生涯则要随意得多。她四处折腾，做过各种工作，最终去做成人读写教育了。
在她们青春冒险的年代，尽管自称为女权主义者，她们仍难免或多或少思考那些关于女性本性缺失【译者注：这是一个哲学/存在主义的衍生说法（译者注：可参考《第二性》），指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定义为“他者”，缺乏独立、真实的主体性) 的东西。她们的自我意识不常被用来思索自身：那种次等的感觉已嵌入了她们想象与欲望的肌理之中。她们给每一场冒险增设了无形的观察者——男性——让他们赋予冒险意义与真实感。不过女孩们也带着轻蔑的自信，视她们独自旅行、穿短裤和无袖上衣的权利为理所当然，而与此同时，身处意大利和希腊的同龄女孩却被困囿家中以守贞。她们学会如何用其他语言骂脏话，以此来打发那些国家里追随她们、向她们求欢、死皮赖脸又低声下气请求她们的男人们——“就像狗一样。”简说。当那些脏话从女孩嘴里说出来时，她们能看到男人们脸上露出的退缩与厌恶。
如果马提没在那个夏末加入她们，她们很可能会爱上其他她们遇见的旅客，但事实是离开英国时她们都爱上了马提。在那个手机尚未出现的年代，约定是一个不太可靠的东西，也因此显得更加重要。她们会在意大利其中一个邮局里，从嘈杂的公共付费电话旁拨出号码给他的父母家打电话。那些意大利邮局由奶油色大理石砌成，看上去像宫殿一般。隔着那样漫长而曲折的距离打到克拉珀姆的某个地方，她们几乎疑心电话永远不会接通。但电话接通了，先传来马提母亲那粗重而难以忍受的口音，然后是亲切的马提本人，他的语气让人觉得在特定一天到那不勒斯郊外某个特定的露营地与她们会面是世界上最容易不过的事。那时，她们俩都还没有和他睡在一起过；她们只是马提圈子里的追随者，在那些更迷人的女孩中间毫不起眼。而且，虽然马提在她们出发前曾含糊地提过要来找她们，她们也从未真的相信他会来。
有马提在那里，一切都没那么可怕了。直到他用他那成年人的才干、老练的世故，以及纯粹的男性体格帮她们卸下了那么多负担，她们才知道自己之前有多害怕：帮她们背包、吓跑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向店主和检票员作担保。他到哪里都轻车熟路。他会说各种语言里必要的词句；他知道如何解读事物，并知道该持什么看法；他对那些她们仅仅才听说名字的艺术家了如指掌；他教她们如何去看。真的——在威尼斯圣罗科，丁托列托的画作前，他的讲述方式使得受难图、耶稣诞生图，以及孤独的抹大拉都有了生命，使它们显得紧迫、宏伟，仿佛就在当下。她们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切。
到了晚上，她们不知怎的三个人都挤进了简的小帐篷里，睡袋也拉在了一起。两个女孩本以为马提会带自己的帐篷。当她们发现他没有带时，她们激动又焦虑地屏住了呼吸。她们该怎么安排呢？马提却非常冷静地处理了一切。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和她们两人都做爱，要么轮流和每一个，要么同时和两个一起。
“别搞笑了。我只是喜欢这个口味而已。”
简怀疑地端详着那杯子。“你确定吗？”
她们兴致盎然地聊了一会儿各自的儿女和孙辈。多年来，两家一直一起去度假，孩子们彼此熟悉得就像表亲一样；但两家都各自持有对对方的看法。简的大女儿正为带孩子的事焦头烂额，杰拉尔丁的二儿子则在闹离婚。她们的谈话绕着这些问题打转，带着同情与或多或少的圆滑迂回，深度探讨了孩子们的性格与出境。很难说在这段友谊中谁更具主导权。简天生爱指挥人，那些尖刻的讽刺和精简的语言是她带了一辈子的习惯。不过杰拉尔丁从未完全屈服于这位朋友强势的影响，而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她们能亲密无间地走过这么多年。即使在那些身为母亲的岁月里和艰难的婚姻中，杰拉尔丁也一直强力守护着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不可能把自己交付给简那样的生活——在大众明亮、钝化的聚光灯下的生活。
“所以你梦见了老马提，”简说。“我从未想到过他。”
“虽然，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重要。”
“我们都曾迷恋过他，”简说。“你那时候调起情来真可怕。从我的角度看这些事都很遥远了——我几乎记不起他了。我几乎记不起过去。只有很少一些事还历历在目。”
“我不信你。”
杰拉尔丁想，简喜欢保护自己，假装自己并不脆弱。
“当你在经历那些时，”简说，“你会觉得等老了以后它们都会很重要。你会想象自己读旧信、看照片、带着悲伤的眼泪追忆往昔，诸如此类。但真相是你把大部分都抛之脑后。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当下永远是一切。”
“不是有种可悲的脑损伤让你只能活在当下吗？”
“很显然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那些旧事会慢慢褪色，变得不再重要。确实，这很令人震惊。我们以为我们能留住一切，将它们全部累加。”
杰拉尔丁仔细想了想。“有些故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有太多时间用来思考了。你需要分散注意力。”
“那些我以为早已被抹去的往事，在晚年扩张出了新的意义。”
“你说得好像我们已经很老了似的。我们还没到那个份上呢。”
“它们已然在如此遥远的过去，使我能看清它们各自的轻重了。它们变得宏大而动人。像神话一样。”
“你得来吃晚饭。我会让费利克斯炖他的鱼汤。”
简的丈夫是个园丁，也是个业余的大提琴手。所有人都喜欢费利克斯，一个含蓄温和的男人。在将此视为激进的当年，他一直是孩子们的主要照顾者。
“费利克斯很满意他四重奏里那个新的中提琴手，”简想了想说，“也许我也会邀请他。他妻子过世了。”
“别总想为我做媒，”杰拉尔丁抱怨道。
但她其实并不真的介意。她觉得这很好笑——她们俩都这么觉得。
回到七十年代，在帐篷里与马提做爱总的来说并不是很令人满意。他们被困在那楔形的橙色帆布里。取决于时辰与天气，其内或光彩夺目或隐于无形，或燥如烘烤或湿冷浸骨。如果帆布浸在雨水中，你得小心不去碰到它，因为那样雨水就会顺着渗进来。有时候，其他人身体的热度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大家浑身都是滑腻腻的汗；有时候，他们又会感激那点温暖，依偎着彼此取暖。夜晚，在黑暗中，在他们翻来覆去、喃喃低语、低声呻吟、以及大多时候无言地重新调整四肢和姿势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也分不清那是谁的身体，谁的腿，谁压下的重量。当然，马提的体毛更多，而两个女孩更柔软。过程中有许多细致的抚摸，却常常痛苦地没有任何结果——至少对两个女孩来说没有。虽说那时她们都已经和不少人睡过，但她们在这件事上还不是非常熟练，不自信是否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也许简比杰拉尔丁更自信一些。和马提亲密本应该是一种极致的满足，但它就是悬在某个够不到的地方。本该被揭开的谜团仍然隐匿着。她们渴望的那个对象，已经以人力所及紧贴着她们——她们两个人——然而他的奥秘却溜走了。她们曾幻想过，在与马提如此亲密的交流中，她们能占有他的一部分。或者她们曾幻想，终有一日被他看见，并借此向自己说明自己。与之相反，那次杰拉尔丁却躺在帐篷里哭了一整天，而另外两个人则出门去看布兰卡奇礼拜堂里马萨乔的画作了。
至少女孩们都吃着避孕药。马蒂在开始之前就已确保了这一点，负责而理智。他几乎过分负责而理智了。尽管他像她们一样喜欢D.H.劳伦斯 (译者注：D.H. 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等小说闻名。他崇尚原始的生命力与本能，主张灵与肉的统一，常以大胆的性描写探讨男女之间充满激情、占有与神秘感的深层关系)，他对帐篷里一番安排的愉悦享受却并非女孩们所想要的。那太随意，或者说太漫不经心了，就好像性只是他平常从一切事物获得的巨大欢愉的一部分罢了——从一盘意大利面或一瓶葡萄酒或老教堂中的湿壁画。
简去她们的读书会时，戴了一条丝巾，穿了一件黑色天鹅绒夹克，很有退休公务员的感觉。杰拉尔丁则随着年岁增长变得清瘦，风格逐渐转向了波西米亚式，戴着珠子，穿着垂坠式上衣。简本可能会显得沉闷，但事实上反而厚重并令人印象深刻 ——她那张宽大而淡然的脸上维持着一种敏锐的批判警识。到了讨论书本的时候，她是毫不留情的。杰拉尔丁很肯定自己以前从没见过那件黑色夹克。自从她退休后，简似乎在衣服上花销极大，尽管她对此断然否认。这件老东西我都穿了好多年了。反正，她和费利克斯有的是钱——他从富有的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他也会鼓励妻子要犒劳自己——不过，出于纯粹的任性，简很可能也会对他撒些小谎。
简和杰拉尔丁都觉得，读书已经有点堕落成了一种餐饮俱乐部，每个成员都认为有必要在自己当主办方时，摆出一桌美味的奥托伦吉式菜肴 (译者注：一位以色列裔英国厨师、烹饪作家和餐厅老板，以其创新的中东风味菜肴和蔬菜为主的烹饪风格而闻名)。对于书本的讨论太流于表面。两位好友的理想情况更接近开一场研讨会。她们带来的书做满了笔记，夹满了撕下的纸片，而令她们失望的是那些书几乎没被打开过。两人都嗜读小说：简是历史系毕业研究生，容易对严肃主题和任何翻译作品动心；而杰拉尔丁读的是英国文学，坚称自己只在意字句本身。生活太艰难了，她说。但谢天谢地，还有文字在。
读书会饭局后，两人趁着夜色溜进了花园，好让简放纵她的另一个坏毛病——卷着黑甘草纸抽她的小手卷香烟：她信誓旦旦地声称菲利克斯对此毫不知情，尽管这听着不太可信。那时是十月，刚下过雨。脚下的草坪一片泥泞，她们的袖子被蹭过的挂满雨珠的常青树枝浸得透湿。植被中涌出刺鼻的气味，而小烟卷那清新干燥的烟雾缭绕在她们周围，令人愉悦。她们透过身后亮着的窗户，走动观察着她们刚离开的那群活跃的同伴：五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围坐在桌旁，桌上是残羹剩菜、空了的盘子、揉皱的彩色餐巾、半空的酒杯。这会儿，话题已经离开了书，转到了政治上，大家脸上都是悲伤而严肃的表情。他们都是好人。其中一位女士在难民委员会工作，一位是环保人士。
“自从我有了那场梦，”杰拉尔丁说，“马提·希曼斯基总是萦绕在我心头。他那真实的气息就好像他就在身侧。我可以闻到那种羊毛的味道——木烟、烟草和湿毛衣。那么令人安心；就好像他用双臂环住了我。”
她坦白这件事是在冒某种险，而且她感觉到简想说，看在上天的份上，但克制住了。这意味着她在同情那可怜地孤身一人又容易动情的杰拉尔丁。但杰拉尔丁并非那么可怜，她也不像过去那样在乎别人怎么看她，或者是否看穿她脆弱的感情。守着那么多秘密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没人知道你的故事，它不就白白浪费了吗？
“难道你不觉得，”她继续说道，“某种意义上，那些过去的日子里，男人是我们塑造出来的吗？他们变得像英雄般才智过人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是那样。就像是女人变成了男人想让她们成为的、梦幻的、精神上的生物——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这其中的讽刺会消解这一切，揭露现实。可是，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能成为现实正是因为我们想象出了他们。”
简扭头吐出了一口烟，似乎在琢磨这番话，脸上流露出一丝沉思。窗户反射的光映在她脸上，显得苍白。“你知道吗，我曾经在一家鞋店里见过他。”
杰拉尔丁对朋友这种回避、这种对真挚的闪躲，感到一阵熟悉的轻微恼火。“我想就连英雄也要买鞋吧。”
“他不在买鞋，”简解释道。“他在卖它们。那是我们在富勒姆住的街道拐角处的一家沉闷的鞋店；想必他在那里工作。我那时已经有了孩子，曾带过他们到那里量脚，但那次就我一个人。我赶时间——要参加一个晋升面试还是什么，需要双鞋。马提当时并没有认出我。我是说，真的！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他刚从旅游回来，状态很差——他的思想好像被抽空了，他的母亲正在照顾他。就在那里，他跪在我的脚边——而事实上，这正是我梦寐以求他能在的地方——将那些廉价的黑鞋拿出盒子，那些鞋被小心地用薄纸包着，好使它们看起来物有所值。你可以想象，他那时是个全然无望的销售员。他给了我错误的尺码并努力将我的脚塞进其中之一，完全忘了脚的另一头还连着个人。于是当时的我，就像灰姑娘那其中一个丑陋的姐姐一样，在想是否该砍掉我的脚趾，同时低头盯着他那一头卷发中间的一块秃斑。店里让他把头发扎成马尾上班。我本想说些什么温存而意味深长的话，比如‘马提，难道你不记得在索伦托的那个月圆之夜了吗？’但我实在没时间，我得离开那儿，我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告诉他，这鞋不太合意。我觉得他的售鞋员没当多久。下次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也许他确实认出了你，觉得尴尬。”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不过，我倒是很想再跟他聊聊，”杰拉尔丁沉思道。“他思想广阔，对生命的理解也很宏大。对于现在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他一定会从某种有趣的切入点去看待它们。”
马提搞砸了。他离开太久了。他和女孩们分道扬镳，而理由后来谁也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她们太年轻、太粘人，想不受牵绊地继续前行吧。杰拉尔丁在帐篷里的啜泣可能就是和这事有关。和马提相处的那段时间里，事情也不总是令人快乐的。有时在一个潮湿的日子里，当他对她们感到厌倦了，便总是垂头丧气、闷闷不乐、暴躁易怒。他们分开后，女孩们和两个大篷车里的坏男人纠缠在一起，仿佛是为了证明她们不怕蹚更深的水，尽管她们本应是害怕的。随后她们各自回家求职，摸索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马提却在南欧到处晃荡了好几年。他认定在法国采收葡萄或是在希腊群岛上做渔船工比上大学、写那篇关于哈代的论文更为真实。也许确实如此。他时不时会给简或杰拉尔丁寄一张明信片。后来，他父亲由于冠心病骤然离世，而马提仍然留在国外，酗酒度日。当两个女孩回想起来，她们觉得马提对他父亲确实一直有点心结。毕竟，任何一个儿子都很难活出一个参加过华沙起义的男人的样子。
当明信片断了源头，两个女孩只能通过朋友的朋友断断续续听到马提的消息：他吸毒了，惹上麻烦了，住了院，又被关进了西班牙的监狱。他最终状态很差地回了家，靠母亲护理着勉强恢复了健康，他母亲对此满腹怨气。
“哦，好吧，这就是人生，”杰拉尔丁说，“我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搞砸。”
奇怪的是简之前从来没和她说过关于鞋店的事情。马提回来后，杰拉尔丁也见过他一两次——大概比鞋店那次更晚，因为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在滑铁卢的中央信息局上班，负责在电视上发布关于食品卫生和“危险陌生人”的警示。他回来后人挺好的，但明显被磨平了棱角，不那么激情澎湃了：再与他相处，早已没了那种感觉——曾几何时，只要待在他身边，你就笃信自己是事物的中心。他的单间公寓昏暗狭小，被他所有那些书塞得太满。那些书他母亲再也不肯替他保管了。即便如此，杰拉尔丁本该更常去找他的，因为她还有一点余情未了，而且那时她的婚姻也时好时坏。但后来马提结了婚，对方是个温顺、矮胖的小个子女人，她明确表示不希望杰拉尔丁老在身边晃悠——如果她知道帐篷里那些事，或许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后来马提死了，死于一个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愚蠢的意外——在修屋顶电视接线的时候从梯子上掉了下来。杰拉尔丁和简在这事发生时都已与他失去了联系。他和妻子孩子搬去了北方某地。这事过了许久才辗转传回那些昔日好友的耳中。
杰拉尔丁踏过公园里深长的秋影，走向费利克斯和简家喝鱼汤。薄雾如烟般从草上升起，被低垂的太阳照亮。他们的房屋在一条昂贵而光鲜的街道旁，但屋内却出乎意料地凌乱，一张丑陋的皮沙发被推到了壁炉旁，破损的百叶帘挂在窗前。餐桌上的纸、笔记本电脑和瓶中浑水里枯萎的绿植已被清走了；这些现在全在地板上。简总是忙得顾不上留意周围环境，费利克斯的心思却又在那些更宏远的事情上。这种凌乱让杰拉尔丁既惊讶又愤怒，因为她家里是一连串吸引人的艺术空间，被细心地照料，整洁干净。不过，汤和葡萄酒都很好，中提琴手艾弗则是个害羞的小个子，有一头丝绵般蓬松的白发。他看上去稍显慌张，但他很了解音乐，会在说话前仔细思考，并做出微妙的区分：要这位钢琴家而不是那位，要降E大调三重奏而不是降B大调。而菲利克斯认真地遵从他。
“我和简是永远的朋友，”杰拉尔丁解释道。
“啊，是的，我们其实在石器时代就认识了，”简肯定道。“我们旅行的时候住在一个帐篷里。”
“在石器时代。那帐篷是用兽皮之类的东西编的。”
女人们滔滔不绝着——读书会的书、死亡、自留地里的大丰收、社交媒体、美国——男人们朝她们笑着，或茫然或深情。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大家都乐在其中。杰拉尔丁温柔地看向桌边那些衰老沧桑的脸，松弛下垂，岁月的印记斑驳；那个中提琴手有漂亮的黑色双眼，薄薄的、蜡一样的皮肤紧绷在他脸骨上，让她想起十九世纪某个年迈的天才作曲家。她也很喜欢独自一人出门社交，从不担心丈夫是否会讨厌这一切，或者得罪什么人。特里一直很难搞，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准剧作家，在年轻时很有魅力。她一开始为他沦陷，把他所有的观点都当成了自己的。他和简过去常常吵得不可开交，而杰拉尔丁则在浴室里哭泣；他想要鄙视简，把她视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但她的出身和他一样是工人阶级，而且她更加聪明。后来，当特里生病时，简对他非常好，并用她那热烈的情谊让他愉快了起来。
杰拉尔丁被敲击的声音叫醒，起先的几下重击紧跟着连续的猛烈击打，强迫她清醒地注意到：是雨打在天窗上。她身着睡衣，在灰蒙蒙的曙光中猛地坐起来，就好像有人叫住了她。过了一会儿，雨势减弱了，退去了，化作一种柔和的压力，将房间包裹在它的茧里。今年早些时候她们还担心天气干旱，而现在雨却是这样丰沛，过于得多，夜复一夜地下了一整周。花园会对此高兴的——而她在第一缕晨光中听着雨声醒来，精神高涨。这可能一部分是由于气候变化，这种极端天气。先是干旱，又是倾盆大雨，你也不能总是忧心忡忡。有时候你只能臣服于天空带来的一切。老年生活并不总是安澜与浅滩。那里有漩涡和黑水——父母去世的磨难，随后是丈夫生病逝世的那些年。同时杰拉尔丁一直心系马提·希曼斯基，她记得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打开，大声读给她听。她现在完全不知道他读了什么，是诗还是散文：反正，是某种了不起的东西，把他们两人都解放到了想象力的广袤领土上。
那是在他的那间单人公寓里，在他从国外回来、安顿下来之后。他的妻子正在小厨房里准备食物，她对书与杰拉尔丁都表示不赞成。马提没喝酒，但杰拉尔丁喝了。她一定是将杜松子酒带在了身边。她享受着每一大口杜松子酒配奎宁水，即使主人没能拿出冰块或柠檬来招待。酒精锋锐了她的头脑，使她的感知力与渴望都达到了最高峰。
然后她哀号着，抱怨着，因为她没有时间读遍所有的书。马提有这么多书，她感叹道，真是太幸运了！她永远没法知道所有他知道的事情！那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她的日子被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填得满满当当，但不知怎么她仍然设法离开了一个傍晚，前往伦敦——而且，带着一瓶杜松子酒，当时她买不起这个。她记得马提就穿着那件起毛的、有股羊毛气息的、难闻的上衫，跟她说，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做完，都不重要。你永远不可能读遍所有。完成或精通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些时刻，你拾起一本书，将它翻开，其中的文字附着于此时此刻的瞬间并使之升华，随后那一瞬间便消逝了。